當前，我國經濟已開始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為主的高速增長轉向以創新和內需驅動的中高速或中速新常態發展階段，水泥工業作為與投資密切相關的產業，其發展也必將受到重大和深遠的影響，導致水泥工業發展階段和經濟運行發生質的變化。

水泥既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大宗建筑材料，又是傳統和現代制造業特征并存的產業。傳統水泥工業生產規模小，自動化程度低，勞動生產率低，能耗高，物耗高，對資源和環境的破壞比較嚴重。現代水泥制造業恰恰相反：單線生產規模大，自動化水平、勞動生產率、能源效率和資源利用率很高，不僅污染物排放量小甚至零排放，而且屬循環經濟最主要的節點產業，可綜合利用或協同處置各類大量廢棄物，包括工礦業廢棄物、淤泥、污泥、生活垃圾、化工醫藥印染等危險廢棄物。

我國水泥工業在經歷改革開放30多年超常規、超高速發展之后，目前的水泥工業結構既包含了世界上單線規模最大、生產技術裝備水平和自動化程度很高，節能、環保等各項主要技術經濟指標非常先進的現代化水泥企業，也還存在著大量大眾化技術、傳統式管理、節能環保和清潔生產與現代制造業差距甚遠的一般性企業。

水泥工業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從上世紀90年代進行市場化改革、水泥供需矛盾基本解決之后，國家各級建材主管部門就非常重視政策上的引導和調控，不斷采取鼓勵和扶持先進、限制和淘汰落后的辦法，力求調整和優化結構。

上世紀70年代新型干法誕生，80年代我國開始邊引進、邊探索、邊推廣。為推動新型干法建設和發展，國家建材主管部門實施了“低投資、國產化，淘汰落后、等量置換，控制總量、調整結構”的重要措施和辦法，目的是限制新型干法之外的其它生產工藝，淘汰普通立窯、中空窯和濕法窯，為發展新型干法引航開路。新型干法技術成熟并成為代表性先進技術，顯示出強大生命力和競爭力之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新型干法迅猛發展，新型干法技術也在不斷提升，淘汰落后的概念和范圍已擴展到新型干法以外的所有其它工藝，甚至包括早期建設、單線規模比較小、各項主要技術經濟指標不達標的新型干法。

此前我國水泥工業淘汰落后、調整結構的產業政策和辦法除了標準的提升，主要還是以行政手段為主，包括項目審批、核準；頒發生產許可證；以生產工藝、規模和建設時間為界限，分地區下達淘汰落后指令性計劃，甚至由國家主管部門直接公開發布和公示被淘汰企業名錄等。

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預的產業政策和淘汰落后產能的辦法，其優點是直接、簡單，便于宣傳、易于操作，步調一致，立竿見影。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剛建立的早期階段，特別是出于趕超戰略考量是完全必要的，也顯示了強有力的效果。通過產業政策引導，使我國水泥工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很快淘汰了普通立窯、中空窯、濕法窯、立波爾窯等幾代落后工藝，新型干法比例達到90%以上，不僅趕上甚至超越了一些工業發達國家。

但是，從經濟學角度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政策和政府行為只能作為彌補市場缺陷的輔助性手段，或在某個階段后發國家為追趕發達國家所采取的故意扭曲市場的臨時性措施。這種產業政策和做法帶來的主要問題有三方面：一是難以準確把握階段性和特殊性矛盾，容易形成一刀切和一茬接一茬的“階梯式”淘汰；二是因責任劃分和利益矛盾，被淘汰企業及其利益相關方阻力比較大，執行不徹底，容易反復和反彈；三是只能解決暫時性或短期矛盾，不能解決長期和根本性問題。一旦政策放松或執行中存在偏差和漏洞，市場就必須進行消化或在較長時期內通過波動和震蕩達到回歸和糾偏目的。

此前我國水泥工業淘汰落后、抑制產業過剩的產業政策和做法已充分驗證了這些最基本的市場經濟規律。首先，我國水泥工業淘汰落后政策呈現明顯的階段性和“階梯式”：早期主要是淘汰普通立窯、中空窯和濕法窯，容許半干法的機械化立窯和立波爾窯，鼓勵和支持所有的新型干法窯(包括SP窯)。于是通過新建或改擴建，催生了一大批大口徑機立窯和日產熟料700-1000噸的小新型干法窯。這些新形成的產能很快在新一輪產業政策中被視為落后產能。現階段在經濟發達、水泥產能高度集中地區甚至日產熟料2000噸水泥生產線也被列入淘汰對象。據統計，2000年全國水泥產量5.97億噸，但從2006年到2014年累計淘汰的水泥產能已達6億多噸。其次，在淘汰過程中不少企業和地方采取明關暗產、以小擴大的辦法以求躲避淘汰，或謀求更多的補償。另外，最主要的是從上世紀90年代我國建材主管部門就提出“控制總量、調整結構，淘汰落后、等量置換”的方針和政策，此后發布政策的主體由建材主管部門，升格到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八部門、國務院辦公廳，直至國務院；淘汰落后的提法和力度從“限制”、“禁止”、“抑制”到“遏制”不斷升級，但水泥總量和產能過剩局面并未得到真正控制，相反越控制產能過剩越嚴重。這些情況再次充分證明，作為競爭性行業市場機制和供需起著決定性作用。

當前，我國經濟已開始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為主的高速增長轉向以創新和內需驅動的中高速或中速新常態發展階段，水泥工業作為與投資密切相關的產業，其發展也必將受到重大和深遠的影響，導致水泥工業發展階段和經濟運行發生質的變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場經濟機制的真正確立，由市場調節和平衡供求關系，對總量、結構和淘汰落后產能進行自適應性調整。其主要依據是：

第一，水泥工業發展階段已由擴張轉向成熟和趨穩。

量的需求不可能再有更多的提升空間，即便短時間內出現波動，也不可能影響長期性趨穩趨降的基本走勢。與此同時行業競爭將日趨激烈，企業兼并重組、資源和市場整合不斷加快，集中度將越來越高，自然形成一種優勝劣汰機制。

第二，“十八大”之后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水泥作為競爭性行業，今后將基本靠市場調節。

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由此可以推斷，今后水泥行業除了戰略性中長期規劃、基礎研究和重大關鍵性共性技術的研發、產品技術規范和標準等事關行業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向性、基礎性決策和投入仍由政府主導和參與之外，其它大量的涉及項目決策、總量平衡和結構調整的資源配置問題將完全交由市場調節。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把握方向，夯實基礎，制定公平競爭規則，制定產品和技術規范與標準，加強公共服務，強化市場監管，維護競爭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

第三，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企業目光將更多地轉向并關注市場和公平競爭。

過去由于政府掌握項目審批、核準權，掌握投融資和證券發行及股票上市審批權，擁有土地、房屋、礦產資源、企業配套設施等定價和稅收優惠等企業生殺大權，許多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花費很多精力去打通和維護與政府的關系，尋求政府的關心、支持和偏愛，甚至有時上不上項目或如何上項目都要聽市長和政府的安排。今后隨著稅制改革，稅權和事權將重新界定和劃分；隨著政府職能轉變，追求GDP增長將不再成為官員政績考核最主要或唯一目標；隨著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公眾和社會對企業決策的參與或監督越來越規范和強化。所有這些，都將對企業行為和市場績效發揮直接和重大影響。企業將在市場上真正發揮主體作用，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市場供求關系和走勢，研究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條件，研究競爭對手的戰略和策略，從而不斷提高自身的競爭力，確保在市場上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

第四，社會和公眾環境生態保護意識的增強和監督將迫使環保不達標的企業主動回避或自動退出市場。

水泥企業或項目如果在粉塵、廢氣(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礦山開采、廢石處理等方面達不到國家或當地標準規定的要求，有時甚至雖然達到了標準要求但達不到當地周邊群眾的直觀感受要求，項目就很難上馬，即便已經建成的項目或企業也會承受越來越高的成本和越來越大的壓力，最終不得不退出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