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4日的第40次中國經濟觀察CEO的季度報告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對2015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進行了解讀。他將中國與發達國家比較，解釋為何7.0%的目標是合理的。同時指出，要落實這個目標，需要糾正對中國經濟認識的三大誤區。

以下是澎湃新聞對林毅夫發言內容的摘錄：

7.0%左右的經濟增長是合理的

2015年的目標是在7.0%左右。我個人的看法是把增長目標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也常講，我們實際上還是在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因為你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

對于中國來講，即使外部環境不好，但是靠內部需求的啟動，包括投資需求跟消費需求的啟動，還有很大的空間。

首先來講投資，因為即使現在有很多人說，我們的產業過剩，產能非常多，但實際上作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即使現有的產業產能過剩，或者有些產業比較優勢會被淘汰，但中長期我們還有很多產業升級的空間。

也就是總理在工作報告里面所講的，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產業是中低端的產品，可以向中高端的產業升級，要升級就要投資，這有很多的機會。

再來就是基礎設施，固然這么多年做了很多，但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后是環境，環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廠都關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發展和生產當中解決環境的問題，你還是要投資新的設備，用新的生產方式。

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要改善住的地方，這些都是好的投資機會。還有高的經濟回報。

我們判斷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面對整個國際經濟下行壓力下，這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

發達國家經濟下行、衰退，從2008年到現在六年多了，他走不出去，因為他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首先產業是最前沿的，下一個是什么很難知道，有的話也只有一兩個，很難拉動經濟增長，應該講頂多就把老舊的基礎設施，稍微改善一下。但我們可以升級的產業非常多。

環境方面，發達國家相對較好，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我們判斷中國的發展前景的時候，不能簡單拿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方法作為參考，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優勢條件，應該發揮出來。

第三，不僅是有經濟回報率和社會回報率高的投資機會，我們還有很多資源，有機會就要有資源。

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起來，投資的條件相對比較好。首先我們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超過100%，發達國家也是。所以我們動用積累財政政策的空間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高得多。

并不是我們政府積累的負債沒有問題。政府今年用1萬億的地方政府的債券來置換他現在在銀行里面的欠賬，這是一個很好的措施，我們也一直在倡導，這樣的一個建議被政府采用了。

這樣政府的可投資資源相對其他國家來講，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相當大的。中國的民間儲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要投資的話，要進口機器設備，我們有將近四萬億的外匯。

這三點就是在判斷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國際周期性下行的時候，應該也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但是他經常受限于政府財政情況不好，國內有錢投資還受限于外匯儲備不足，因為你要進口一些機器設備原材料，我們這些都是相對可以的。

所以我想把這些條件應用起來，有投資，就會創造就業機會。就業機會能夠得到保障以后，那么消費會增長，投資會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外部條件相對不好，我相信達到年初所提出的7%左右的增長，還是有可能的，這是合理的部分。

7%目標的必要性

另外我覺得也有必要的部分。首先，這個必要的部分就是就業，如果說我們不能保持一個中高速7%左右的增長，很可能就業就要變成一個問題。

2014年的時候就業是相當好的，我們有1320萬的就業機會，比年初的就業機會還多。

但如果說我們的經濟增長放慢，低于6%的話，大家可以想想看，企業的盈利狀況會非常不好。

這種情況下，很多企業對未來的預期是比較好的，現在即使盈利狀況不好，他還可能把就業保留著。如果他對未來的預期不好，他可能就不保留就業了，就關門了。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的企業倒閉崩盤，然后失業增加，這個危險總是要關心的，總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

第二，同樣的情形，就是金融穩定性問題。如果說企業對未來的增長預期不好，那么肯定企業的經營狀況就會更差。這種狀況下，壞賬會增加，如果增長的話就會影響到金融的安全問題。

第三，我們十八大的時候提出，到2020年有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居民的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

我們知道因為前幾年增長得比較快，平均每年增長速度就有7.2%，我們前幾年都增長得比7.2%高，那就代表著從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長速度可以比較低，6.6%就可以了。

我們還有一個目標，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要翻一番，有沒有可能說GDP增長6.6%，然后靠再分配調節，使收入增長更快一點。這樣的話，也許6.6%，城鄉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會出現一個問題，現在企業的盈利狀況已經很差了，那這種狀況之下，如果說我們的增長是6.6%，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勞動者這邊傾斜(當然我們也希望勞動者的收入增加，這個我完全支持)，導致的結果是怎么樣？企業的盈利狀況之差，可能企業要關閉的，出現金融風險的可能性更大，就會跟前面兩個目標相抵觸。

所以這種情況下，十八大目標的完成，我覺得比較好的，還是保持一個差不多7.1%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因為我們現在人口增長是0.5%，如果GDP翻一番，6.6%就過了，最后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是經濟增長帶來的。這樣的話可以收入增長翻一番，也有利于就業的問題，也有利于金融穩定性的問題。

實現7%應先解決三個思路性問題

實現7.0%左右的經濟增長是合理的，但真正要落實起來，我覺得要解決幾個思路性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我們的經濟增長的，比如說霧霾的問題。

確實霧霾的問題是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的。但是好像社會上有不少人認為我們發展很快，霧霾很嚴重，就把霧霾認為是因為我們發展快造成的。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較好的環境，那經濟增長慢一點，空氣質量提高，那是好的。但是不是這樣的呢？霧霾確實需要解決，但霧霾是不是經濟增長快造成的？

印度1979年的時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們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們高15%。但2014年印度人均GDP是1626美元，我們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就代表過去這36年，印度經濟增長速度比我們慢。

但我們現在關心的霧霾問題，按照世界健康組織的調查，2012年的時候印度的霧霾問題比我們還嚴重，所以你這樣一對比的話，你馬上就發現并不是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三四個百分點，我們的霧霾就會好。仔細分析一下，霧霾確實嚴重，我也不喜歡，但霧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點原因：

第一，跟發展階段有關。因為我們這種中等發展中國家，都是在制造業為主的發展階段。我們知道制造業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環境相對于農業社會，或者是相對于高收入，以服務業為主的制造業，環境問題是比較差的，中國是這樣的。老工業化國家，英國、德國、美國，在制造業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差，這是共同的，除非你不要制造業階段。

第二，我們的能源結構是以煤炭為主的，跟以天然氣和以石油為主來講，煤炭更污染，因為煤炭就是我們的比較優勢所在。

第三，跟環境值有關。

當然我們要想解決的話，這個問題會緩解，只要你還是制造業，以煤炭為主就沒問題。因為煤炭要變成一個清潔能源，這是相當緩慢而且代價高的過程。

那是不是把經濟放緩霧霾就好一點呢？如果像APEC的時候把工廠掉，還是可以，但如果一直關掉的話，我們就回到1980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實際上放緩經濟增長速度，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階段，那就會停留在制造業的階段更長，這樣的話，環境污染受害的時間就越長。

所以我覺得用犧牲速度來解決霧霾問題，這是一個用意非常好，但并沒有針對問題的本質所提出的方法。這可能導致我們環境惡化所要忍受的時間更長。

第二，我們現在有很多產能過剩，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產生過剩都是投資造成，所以認為應該降低投資，變成以消費拉動經濟的增長。我覺得這個看法似是而非，因為我們現在過剩的產能是什么？

我們現在過剩產能是在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上面，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吃進去的。并不是說我減少投資，增加消費，吃鋼筋水泥。而且會導致什么呢？如果說我們投資降低了，對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會造成產能更過剩。

所以并不是說增加消費，減少投資，解決產能過剩，這個說法不正確。他沒有分析我們產能過剩的地方在哪兒。如果說在已經過剩的產業，你再繼續投資，可能會造成產能過剩更多，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資我前面講的那些產業，產業升級的部分，或者是我們基礎設施不足的部分，環境改善的部分，我們的城市化的部分。那些里面我們并沒有產能過剩，那些投資怎么會導致過剩產能呢？這是補我們的短版，所以觀念上面要糾正。

實際上我并不是說投資不需要，任何地方不是亂投的。投資當然是有效的投資，能夠提高我們生產力水平的，能夠讓我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有效投資。如果能夠有效投資的話，就業和收入就能夠增長。而且你會有更大的剩余，以后還可以繼續投資。這種情況下，投資會拉動消費，經濟會保持比較高速的增長。

第三個似是而非的觀點，政府現在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很大，到底該不該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該不該降息，該不該降準，來增加信貸的風險，或者該不該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一些項目的投資。

對這個觀點也有很多人反對，比如說有一些很嚴肅的學者，我很尊敬他們，他們做宏觀分析，發現2008年到2012年，我們的財政政策最多的時候，那段時間政府投資項目的回報率比企業的回報率低，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企業的投資，政府不應該采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我覺得這樣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確。

第一，你要被問說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采用積極財政政策？如果企業做，政府就不會做，因為企業不愿意做，政府才做，這是第一點。

第二，計算基礎設施回報的時候，它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較長的。一般企業投資的周期比較短，所以你在投資的時候是沒回報的。然后你這種回歸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基礎設施投資，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必須把路修好了，對民營經濟有很多外部性。第一個，汽車輪胎的損耗少了，成本低了。然后我把路修好了，排隊和交通擁擠就少了，我就節省了交通時間和成本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這個的。

第三，即使你把這些都算進去，到最后你發現政府的投資回報率比較低，那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來做回報率低，企業來做基礎設施，除了少數幾個有壟斷的之外，大部分是長期回報是比較低的。這種情況下企業是不會去做的。

比如說1980年代、1990年代，世界銀行一直在強調說基礎設施，如果他有回報，那讓企業來做就好，政府不要做。

導致的結果，到2000年左右，過去30年，發現只有一項基礎設施，民營經濟非常積極，就是移動通信。除了移動通信以外的基礎設施，談了30年基本沒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發展中國家去，到處是基礎設施的瓶頸，那就增加了民營經濟的成本，經濟發展就不好。所以政府應該對基礎設施有責任，即使它按照正常的回報可能低一點。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必須政府來做的話，你就要考慮是什么時候做，是在整個經濟下滑的時候做好，還是現在經濟已經非常熱了，然后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經濟很正常，很熱的時候，政府再去做就是火上加油，經濟過熱。所以經濟下滑的時候各種建材的成本比較低，這時來做這些投資活動是最好的。

我是在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2009年一直在提倡這個觀念，當時呼應的人非常少，我很高興看到去年十月份，國際貨幣組織新出的《世界經濟展望》里面，討論說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政府來做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候。我很高興這個現在在國際上已經開始形成一個共識。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克服這些認識上的誤區，把我們的有利條件用起來，我相信在2015年實現7.0%左右的經濟增長，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